BOB半岛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此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在欧美等国盛行。美国政府放松管制并实施私有化，并在之后的30年间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提高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削减公共交通建设的支出，对申请失业保险的人进行资格限制，还将上层群体的所得税率降低一半。企业撕毁了基本协议，大批裁员、大幅度削减工资、克扣福利、将风险转嫁给雇员。华盛顿放松了对华尔街的管制，并为其遭受的巨大损失提供保险。

　　从1970年代末到2007年，美国最富裕的1%人口占有的财富从不到国民收入的9%增长到了23.5%。2011年10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使得经济不平等扩大这一现实问题成为美国公众关注的焦点。华尔街就像一座大型赌场，高额的赌注被放在有限的赌桌上，赌场主人按照一定比例对赌金进行抽成，却把损失转嫁给别人，其中就包括普通的纳税人。社会变富似乎为劳动者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但也使他们的工作和收入变得不稳定，经济上的不平等急速扩大。这种爆炸式的不平等与长达数十年的去工业化进程有关，许多美国人开始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现象从几十年前就开始不断加剧：全国各地的制造业经历系统性崩溃，大量工人失去稳定高薪的工作岗位，向上流动的阶梯出现断层——最终，许多人的美国梦都破碎了。

　　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根据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钢的城：美国锈带兴衰史》和《无地可依：后工业时代芝加哥的家庭与阶级》相关内容编写。两书作者均聚焦美国传统工业地区的经济社会转型。在他们看来，去工业化导致了美国各地经济和社会鸿沟的形成与扩大。要理解当代美国的不平等，就必须重新思考去工业化问题。只有回到那个无法想象的历史时刻，才有可能追踪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人们忽略掉了哪些可能导致不平等的路径，以及会对美国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而只有通过观察美国人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去工业化意味着什么，以及今天的我们从中可能观察到的对自身有所启发的历史经验。

　　这些美国“往事”，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亦有些许熟悉的味道：经济转型的阵痛深埋于—代人的生命历程之内，从经济繁荣、阶层跃迁的志得意满，到工厂倒闭、产业凋敝的无所依傍；年轻人则要面对零工经济繁荣背后的过度劳动、极低薪资与不受保护的劳动权益BOB半岛，从失业到就业再到为了生存而忍受平台与组织的剥削。由于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其内部的政治经济失衡会向外传导产生一系列后果。重新审视美国社会组织与运行的内在机理，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刻理解美国的力量与缺陷，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转型都具有重要意义。

　　1956 年在城市更新中修建的芝加哥高架公路。它将把芝加哥东南部一分为二, 使汽车能够在钢铁厂社区上空通行

　　人们认知中那个亘古不变的世界，往往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的。芝加哥东南部的钢铁工人虽然已经习惯了长时间的裁员和钢铁厂经营状况的起伏不定，但永久关闭重工业的决定依然让他们难以置信。大多数人将去工业化归因于全球竞争和美国工业的无能，但如果仔细观察当地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故事远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简单。和华尔街的“金融过度”一样，去工业化是美国过去几十年来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症状，也是另一种压力、逻辑和选择，只是主导话语模糊地暗示了这些问题。

　　从1959年起，美国钢铁消费企业已经开始在海外寻找或囤积货源，以防国内供应中断，这种模式导致钢铁供应过剩、市场疲软和裁员，同时也侵蚀了整体的就业机会。因此，美国钢铁公司开始游说工会与之达成交易，保证增加工人的年度工资，防止工会为了新的合同而组织罢工。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就业保障是虚幻的，技术升级和全球竞争正从内部和外部侵蚀着钢铁业的就业。

　　1965年，美国钢铁公司（USX）在杜肯工厂安装了氧气顶吹转炉，从过时的平炉中解雇了几十个工人。技术升级使工厂的劳动力数量急剧下降——从平炉的671个小时工下降到新的氧气顶吹转炉的304个小时工。到60年代后半期，越来越多的不稳定感在钢铁业中蔓延BOB半岛，加剧了工人日常化的不满。尽管管理层一直否认关闭工厂的可能性，但已有明确的信息表明，工人们将经历裁员和重新洗牌。管理层投资1亿美元用于工厂的升级改造，并争辩道:“如果我们打算放弃匹兹堡工厂，还会这样做吗？”然而事实是，公司在该厂的运营正在亏损。

　　70年代初，裁员加速了，钢铁行业内部的混乱与动荡并没有减缓的迹象。1976年的一份小册子写道：“我们的工资已经远远落后。失业使成千上万的工会兄弟姐妹流落街头，每五个钢铁工人中就有一个没有工作。在过去20年里，我们失去了10万个工作岗位。”1977年，钢铁厂的产能开工率为78%；钢铁进口量已经上升到国内市场的20%。1979年，美联储开始收缩银根，房地产和汽车等对信贷敏感的行业受到了直接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又传递到了钢铁供应链。到1980年，美国钢铁业的产能开工率仅剩50%。

　　全球制造业竞争重新抬头，投入成本大大膨胀，这些使制造商感受到了盈利能力下降带来的刺痛。他们同意提高工资，并以涨价的方式将成本转嫁给客户，以此避免与劳工的重大冲突。尽管失业和通胀-滞胀一直被认为相互矛盾，在20世纪80年代，这两种现象却同时发生了。这正是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想要解决的问题，他提出，一些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不得不降低，而钢铁工人正是他心目中的那类美国人。像芝加哥和匹兹堡这样的老工业中心处于滞胀的核心，它们受到了美联储最严厉的打击，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对蓝领工人来说最为严重。在匹兹堡，大多数大工厂都进入了停产周期的最后阶段，几年内就业率降至零。

　　经济衰退是毁灭性的。1983年，匹兹堡的失业率达到17.1%，全国水平是10.8%。1984年，来自USX的杜肯工厂成为当地第一个彻底关闭的工厂，鼎盛时期它曾雇用多达6000名工人。庞大的霍姆斯特德工厂，就业人数几乎是杜肯工厂的两倍，在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之后1986年被关闭。在麦基斯波特港的河对岸，美国钢铁公司的国家钢管厂于1987年倒闭，它在10年前曾有6000名员工。工人查尔斯·泰斯曾对当地报纸说，如果将他们的工龄加起来，他的家族成员已经在该厂工作了1000年。钢铁行业在美国曾经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分量，它的崩溃破坏了整个美国的社会结构。随着已有的社会再生产和社区形成的模式成为过去，被抛弃的人口需要找到新的生存模式。

　　钢铁行业大规模裁员在刚开始时也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人们认为，那些从钢铁业工作中离职的人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社会会吸收它（剩余劳动力）”。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人们的预期，由去工业化引发的经济危机有向社会危机转化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在芝加哥东南部的大部分工厂倒闭后，去工业化对这里的影响有了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几乎所有的叙事都围绕着人们如何失去了工作、汽车、房屋和梦想，更隐晦的叙事则暗示，人们深深地感到世上再没有什么可以依赖了。工厂倒闭初期，一些人为了再就业离开了这里，但大多数人留了下来，他们就像老一辈那样，与家人和朋友患难与共，相互支持着渡过困难的时期。虽然失业和苦难常常考验着人际关系，但这种长久的社会关系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很难轻易割舍的。

　　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去工业化更加显著而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生活逐渐变得分崩离析，家人们陷入分裂。陷入赤贫不只是说说而已，人们住在拖车里，只能靠最低工资工作，或依靠打零工来维持生活。单身和离异的母亲最不堪一击。毋庸置疑的是，与父母那代人相比，当下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加不稳定。新经济下的工作不再是铁饭碗，医疗和住房成本从千禧年开始飙升，这让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穷人都倍感压力。客观来说，高风险既是人们追梦的机会，也是人们期望落空的罪魁祸首。

　　这一趋势非常普遍。在美国，教育是目前唯一明确的向上流动途径。因此，东南部一些高中毕业就进厂做工或当家庭主妇的人，在过去几年陆续重返校园BOB半岛。另一些人想方设法去外地找到了工薪阶层的工作——不过工资往往比较低，福利有限，而且保障较差。有能力这样做的往往是白人，为了新工作，他们陆续搬离芝加哥老厂区，形成人们统称的“白人群飞”现象。这个说法淡化了与种族因素交织的经济因素。很多人已经搬到了远离芝加哥的工人阶级和中下层阶级郊区，或者跨过州界去了印第安纳州。但无论去了哪里，他们都以老钢铁厂的社会网络为基础，形成新的社区。

　　留下来的人既有经济不稳定的群体，也有经济稳定的中产阶级，后者包括一些退休老人。当地典型的中产阶级是警察和消防员，他们是工厂社区的传统精英。这些精英因工作而与城市的边界相连，作为工会的一员，他们享受着政府的工资待遇，拥有稳定的福利。而对许多妇女来说，最稳定的工作却是医疗卫生部门的工作。

　　许多留在芝加哥东南部的年轻人生活得更不稳定，但和那些生活在铁锈地带其他地方的人相比，如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等地的工业小镇或底特律和克利夫兰等城市的居民，芝加哥东南部的年轻人在某些方面是幸运的。作为一个老工业区，芝加哥东南部对经济变化的承受能力比很多地方都好，它仍算得上是充满活力的城市。所以，这里的学区和市政服务没有像以前的一些工业小镇那样。一些东南部居民已经设法在芝加哥市中心找到了工作，尽管通勤时间很长，而老工厂社区的一些繁华地带已经成了在商业中心工作的人的市郊住宅（bedroom communities）。大多数芝加哥东南部的居民在几个越来越不稳定的行业内打工，如残存的工业工作、当地的服务经济、非正式经济，以及某些地方的毒品经济。除了后者，其他所有的选择（包括市中心的办公室工作)）都比之前工会钢铁厂的工资更低、更不稳定。这种现实情况让人们对工作饥不择食，并且严重依赖家庭。在这种情况刚刚出现的时候，妇女们就意识到，她们必须出来工作，分担养家糊口的压力，无论她们是否愿意。因此，身兼数份工、获得大家庭的支持，家里有能拿退休金、能照顾孩子的老人，对当地人来说变得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对中产阶级生活的追求，更是对生存的渴望。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去工业化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一些观察家轻视地认为重工业工作的流失只是白人男子面临的问题。事实上，这忽视了在汽车制造和其他行业工作的大量女性，也忽视了男性家庭成员的失业给从事低薪工作的女性造成的额外负担、压力和责任。这些想法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60年代末，超过一半的非裔都市蓝领受雇于制造业。尽管黑人在70年代之前一直受歧视，无法在钢铁厂获得较好的工作，但这类工作还是为许多非裔美国人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柱。

　　最近的一篇调查文章指出，芝加哥的去工业化全面激励了非工会化和非正式劳动，加速了制造业工作外包给“临时”工人的趋势，这让所有劳动者的工资进一步被压低。虽然芝加哥东南部工厂的工作环境比较严酷，但人们仍然会为失去这份工作扼腕叹息。毕竟，工厂和工厂社区曾像一个大熔炉，接纳并聚集了不同背景的人和家庭。年复一年，工厂带着大家共奔锦绣前程。而到头来，父母那代人坚信的进步、繁荣的未来，却和曾坚信的钢铁厂一样短暂易逝。重工业的衰败已然成为加剧社会鸿沟的有力推手，而这一鸿沟正日益影响着整个美国社会。许多贫困地区和工人阶级居住地区的学校系统十分混乱，加上大学学费不断上涨，很多人都不可能接受更高水平的正规教育。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向上流动的道路已经被切断了。失去实现美国梦的关键阶梯将造成什么后果，是美国在未来会持续面对的问题。

　　在一个由单一行业主导的城市里，人口本身的形态是围绕着钢铁业的就业模式而塑造的，人们的生命历程也是由这种就业模式决定的，年龄结构和家庭构成模式也是在与该行业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基于这一底层逻辑，这个行业的崩溃会重塑当地社会生活的格局。对锈带城市匹兹堡来说，工人阶级分解的过程，同时也是工人阶级重新组合的过程。去工业化导致男性劳动力市场急剧收缩，而女性劳动力市场则在扩大。这一动态变化同时也是种族化的。与白人相比，工业雇主倾向于更快、更长时间地雇佣黑人。因此，黑人妇女长期以来一直比白人妇女更多地参与到有薪工作中，她们往往从事一些底层劳动，洗衣服、做饭和供应食物、换床单和清洁身体。

　　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工业就业和围绕工业就业的社会制度所提供的经济安全网，人们开始转向医疗保障来满足他们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美国的福利国家体制将工人阶级的崩溃带来的冲击吸收进了卫生系统，创造了医疗照护这一新的产业，相伴而生的还有庞大的新劳动力队伍。

　　莎朗·布朗宁是一名钢铁工人的女儿。1986年，布朗宁残疾的姐姐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姐姐去世后，布朗宁意识到:“我的生活正在分崩离析。我需要以某种方式养家糊口，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来过日子，我想，我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可以成为一名护士。”在共和党州长理查德·索恩堡的领导下，“第75号法案”在1982年建立了一个“工作福利”计划，旨在将一般援助的接受者——“符合收入准则的完整就业家庭、临时无劳动能力的工人和单身失业者”——重新纳入劳动力市场。

　　当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恶化时，人口老龄化会给老年人护理系统带来巨大的压力。对于已然“无地可依”的钢铁城市而言，老年人越来越多，支持老年人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这种支持既可能作为无报酬的家庭劳动力而直接体现，也可能以机构护理的经济份额而间接地体现。“传统上，妇女是残疾的老年父母的照顾者。但是，通货膨胀迫使许多妇女返回工作岗位，留给照顾的时间越来越少。”1970年，匹兹堡有101000人生活在五人以上的家庭；1980年，这一数字急剧下降到63000。而那些有养老金和储蓄的老人也发现，失业的家庭成员正需要他们的帮助。“当他们开始没钱的时候，就去找他们的父母。他们存了钱，准备退休了。那些已经有储蓄并准备好退休的人，也在帮助他们的孩子。现在每个人都没钱了。”

　　去工业化和老龄化使对照护的需求急剧增加，医疗照护成为失业工人再就业的潜在市场。1981年，17000名阿勒格尼县内居民争夺11000个庇护所的位置，而在两年前不过是7000名居民争夺8000个位置。经济学家丹尼尔·沙利文和蒂尔·瓦赫特在他们2009年的研究中发现，1980年至1986年间，宾夕法尼亚州最初被解雇的工人死亡率大幅上升:“在失去工作后的几年里，死亡风险增加了50%至100%。估计失业对年死亡率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下降，但风险率似乎会上升10%—15%BOB半岛。”公共卫生学者哈维·布伦纳在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警告，大规模的失业将促使精神分裂症、酒精中毒和抑郁症的发病率上升。1983年，大匹兹堡妇女中心和庇护所的主任报告说，过去两年的需求激增:“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妇女报告说，失业的压力导致了她们的问题。”学者的研究证明了失业率和死亡率、疾病率的相关性，也可以解释为何失业使工人更需要医疗照护。最终，医疗照护系统和它所依赖的公共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庇护了经济上流离失所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也因此得到了福利国家政策的支持。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艰难时期，医疗照护业作为就业的一个来源，确实有显著的发展。这一时期，匹兹堡地区的人均医疗工作者比美国任何其他大都市地区都要多，每1000人中就有17.3名全职的医院雇员，全国平均水平仅为13.8人。作为福利国家政策的延续，医疗照护机构与联邦政府签订合同时被要求提供所谓“无偿服务”。尽管如此，该地区的医院在20世纪80年代初仍然保持着基本的财务稳定。他们可以向私人支付者加价，也可以通过压低工资和缩减人员编制从雇员那里收回成本。医疗照护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再加上行业内部控制成本的需求，医疗照护从业者的生活处境不容乐观。虽然他们刚刚从失业的灾难中喘了一口气，却又不得不紧接着面对另一种劳动转型的“剥削”。

　　去工业化把工人阶级人口扔回了福利国家以求生存，这也让其组成机构——家庭单位、工会和集体谈判、治安和惩罚、社会保险和收入支持系统——不得不接受考验，无论这些机构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是规训式的还是解放性的。虽然许多社会机构都在这种压力下颤抖，但医疗照护系统却没有，它采用公-私合营的方式，是公共补贴、监管与私人管理的结合，特殊的组织结构反而让它在去工业化导致的经济衰退中繁荣起来：即使工业经济和福利国家的其他领域崩溃了，它也能抓住由公共买单的社会服务需求的增长。后工业时代的就业增长，取决于继续对经济进行社会干预:维持受困人口的生存需要大规模的反周期公共开支，这反过来又创造了新的投资和新的劳动力市场。

　　1983年，美国国会进行了自1965年医疗保险计划创立以来最重大的改革——确立“预付费系统”(PPS)，旨在通过调整医疗保险计划对医院的支付方式来控制成本。“预付费”的方式将医院的服务捆绑成了有价商品，从而使医疗照护商品化。商业化的医疗服务将效率放在首位，为了降低成本、赚取更多利润，医疗照护机构也加大了对从业者的控制与剥削。在预付费制生效后的一年里，医院开始撤除床位，通过“使用情况审查”向医生施压来缩短住院时间，以此延缓价格上涨。

　　公司化的医院系统不仅试图吸纳和调动旧有社区医院的资本，还试图吸纳和调动其感性的、社群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正是这种感觉维持着剥削。商业化的医疗照护机构倾向于利用照护工作者——多为女性——对家庭和社区的爱与责任感，来迫使他们做更多的工作。

　　例如，病房文员奥拉维兹就经常出于同情心而做自己职责以外的工作，尽管这些额外的劳动不被承认且没有相应的报酬：“嘿，如果琼斯先生将要从床上摔下来，我不会让他摔下来。我会尽我所能来阻止它发生。我不会大喊:‘嘿，护士，琼斯先生要从床上掉下来了’我会去帮助他。你在那里是为了病人的利益，不管这是否是你的工作。”虽然女性根据家庭预算的需要也逐步转变为养家糊口的角色，但她们通常没有自己的钢铁工人丈夫曾有的那种热情。医疗照护工作者无法像钢铁工人那样从劳动中获得价值感，相反，他们的工作被认为处于整个产业链的最底层。“在医院里，你没有任何尊严，”一位工人解释说，“他们不尊重你，他们剥夺你的一切。你在那里所做的一切都会被贬低。”

　　医疗保险计划改革的结果，是增加了医院劳动力相对于医院资本的成本，激励医院投资于更先进的技术，而这又导致了医院行业内的不平衡BOB半岛，盈利的机构可以出售昂贵的服务——通常是在全国或全球市场上，边缘机构只能向贫困的当地社区提供护理。同时，为了适应病人群体的复杂性和对更密集的干预措施的财务偏好，医院扩大了技术上更专业的工作类别，导致劳动力的技能分层更加严重。市场竞争加剧了医疗照护行业内机构和岗位的不平等，这也直接影响了照护工作者的生存处境，边缘机构因无法赚取利润而不得不削减劳动力，这使得从业者直接面临失业的风险，而这些从业者的家人也大多是失业的钢铁工人。

　　根据1984年进行的“工作时段全国女性与压力调查”，“压力最大的行业是医疗照护行业”。这项调查发现，在认为其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女性中，30%的人报告说“总是”或“经常”头痛，30%的人“有时”头痛。那些被描述为压力很大的人还报告说经常或总是感到“疲惫”“愤怒”“疼痛”和“神经紧张”，其比例在50%左右或更多。

　　这或许是因为，一方面，商业化使医疗照护从业者进一步沦为“可被替代的存在”。管理层认为，病人的境况与因解雇工人而损失的熟练照护技能无关，因为长期护理是没有技术含量的，很容易由可互换的人完成，而只要对新员工进行三天指导，就足以替代被解雇工人的经验。另一方面，与护理工作者艰难的工作环境不匹配的，是对其工作极高的、不合理的要求，这也是由商业化导致的“标准化”带来的。例如，照护机构的员工詹妮弗·利斯就因为使用复印机复印下午3点到11点的时间表而受到了处罚。她的主管承认员工有权利获得时间表，但坚持认为他们只能用手抄。然而，护理是不可能完全常规化的，这也是为什么医疗照护工作者一直在自动化。由于无法精确地编排工人的动作，管理层不得不在日程安排的层面上，以抽象的时间尺度来执行工作纪律。但即使管理层为每项任务制定了具体的时间预算，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常常改变计划的内容。常规得以运作，恰恰要依靠员工利用他们自己的技能和创造性对其进行调整。

　　迈克尔·沃尔泽1983年的经典著作《正义的领域》中对“最艰苦的工作、最肮脏的工作、最亲密的服务”之间的不协调关系进行了思考，护理人员“闯入”了政治哲学。“医生和护士为了捍卫他们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将其工作转移到助手、护理员和服务员的肩上——他们日复一日地为陌生人做着我们只能想象在紧急情况下为我们所爱的人做的事情。”

　　最终，医疗照护的商品化和去技能化，通过强调劳动生产率打击了工作中有意义的维度。如果说在去工业化初期，照护工作尽管具有剥削性，但也有能让人产生真正共鸣的服务伦理，它现在却变得更像是奴役，其雇主把盈利放在首位，而忽略甚至不承认它的社会目的。这也造成了一种悖论——工人创造的社会利益与他们的工作感受之间相互抵触。这一悖论是美国去工业化历史的产物，是美国过去几十年政治、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缩影，它也将继续影响并塑造美国的未来。

　　匹兹堡曾经是美国的经济中心与“工业心脏”，其钢铁制造业在20世纪初期繁盛一时，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去工业化浪潮中逐渐衰落，与此相伴的则是医疗照护经济的蓬勃发展。然而，匹兹堡的经济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照护经济繁荣景象的背后是医疗工作者过度的劳动、极低的薪资与不被承认的社会权利。

　　在本书中，作者维南特带领我们深入美国“锈带城市”的中心，以档案研究与个人口述史相结合的方式细致呈现20世纪匹兹堡经济转型的阵痛，揭示钢铁业的衰落和照护经济的兴起对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与生活方式产生的颠覆性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如何放大了工人群体内部的性别与种族分化，以及这种分化如何以潜在的方式影响并重构美国经济与政治的未来。

　　1980 年，14 岁的克里斯蒂娜·J. 沃利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所在的芝加哥东南部的钢铁厂突然倒闭，接下来的几年里，近十万名附近的居民也将失去工作。

　　30 年后，沃利成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她在《无地可依》中把人类学视角带回家，审视自己的家庭和整个美国蓝领阶层的命运，结合个人叙事和家庭照片，对“去工业化”的社会影响进行了细致的评估。通过描述家庭成员的努力奋斗和自己向上流动的故事，沃利揭示了在复杂的紧张关系之中美国工业衰退的社会景观。在其精辟的分析中，每个读者都可以了解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为什么向上流动从集体性转向个人化，以及哪些政策错误导致了这种困境。

　　当乔丹和克里斯最后一次关掉引擎时，他们回答了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我们之间观念的差距到底有多远？

　　两位耶鲁同学：一位是单身母亲之子，一位是前海军陆战队员；一位是人，一位是共和党人。在充满冲突和党派之争的时代，他们决定上路，在这个分裂国家的大地上，进行一场深刻的个人旅行，以寻找他们生活中的成长、希望和内生的力量。

　　这是一个为期3年的冒险之旅，两位朋友自驾穿越美国44个州，沿着2万余英里的道路，走过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特朗普集会上充满催泪瓦斯的街道，驶过墨西哥蒂华纳和华雷斯之间的高速公路，坐进卡车司机皮特的大货车，踏上波特兰渔民的龙虾拖网渔船，走进新奥尔良的爵士俱乐部和塔萨尔曾遭遇屠杀的黑人社区街道。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我们将全程跟随乔丹和克里斯托弗，聆听前排座位上的争论以及他们与美国人的对话与反思，见证美国生活的当下与未来。

　　在过去的 20 世纪，美国逐步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以及后冷战时代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与此同时，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观念、文化都出现了裂变，经济社会结构的分化，思想观念、政党政治、国家治理的两极化，孕育了一个失衡的利维坦。

　　贯穿在美国古今之争中的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的斗争，凝结了晚近五六十年来美国两大政党、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例外论之间南辕北辙的撕裂，更延续了殖民时代“两个新英格兰”背道而驰的分裂底色。本书追索其背后的历史记忆、政治斗争、文化分歧，并且深入当代美国最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亨廷顿的思想轨迹，从而更恰切地理解美国的国家性质与国家航向，以及更为现实的现代政治世界与现代政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