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半岛2011年至今，我国生育政策已从“双独二孩”发展到“全面三孩”。历经10年嬗变，“让不让生”已不再是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想不想生”和“生了怎么养”。

　　回顾政策历程，10年间，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再到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开“三孩”，这表明政府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决心。事实上，生育背后还有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相互牵扯，“说生就生”并不容易。

　　基于此，澎湃新闻推出“生育的细节”系列报道，精选国内外新刊发的人口研究，将后人口转型时期人们的生育决策及行为置于“显微镜”下，以人为本，探究细节。

　　今日，本系列推出第十八篇，关注当代社会择偶偏好。什么样的对象才是“理想型”？

　　“研究发现，择偶偏好呈现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六个维度（年龄BOB半岛、收入、家庭背景、房产、教育和长相）中，男性对配偶的长相更加看重，女性则更看重体现社会经济地位的教育和收入。”

　　这篇题为《择偶偏好中的性别差异和社会阶层异质性——基于选择实验法的探索》的研究发表于南大核心期刊《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6期，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周扬、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於嘉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宇。

　　作者认为，研究择偶偏好有助于深入理解当前中国的婚姻匹配模式及其对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影响，可以更敏感地捕捉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重要变迁。

　　该研究使用多款虚拟人物“婚介简历”访问了6185人，了解其择偶“理想型”，最终分析得出“无论男女都倾向‘高配’找‘高配’”、“高社会阶层男性更看重女方房产、家庭背景”等结论，并指出高度的社会竞争等因素催化了上述现象。

　　作者指出，当前中国出现的婚姻焦虑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在“理想婚姻不可得”的情况下意愿与行为的背离。当人们的择偶偏好无法满足时，初婚年龄的推迟和不婚率的增加往往会加剧，进而造成生育率的下降。

　　“研究人们择偶偏好的基本特征可以为理解当下人们的婚育实践和婚育决策提供来自观念层面的社会事实，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婚姻去制度化、低生育率陷阱和高离婚风险等现象均具有现实必要性。”作者写到。

　　该文介绍，择偶偏好是男女选择婚恋对象时的理想标准或要求，既影响人们的具体婚配行为，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制度与文化变迁。择偶偏好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心理上的喜好与意志，还受到来自家庭制度BOB半岛、社会制度、文化价值和风俗习惯等各种结构性因素的塑造。

　　该研究旨在考察人们择偶偏好在不同维度上的属性特征。研究选择的维度有六项，即教育程度、收入、房产、先赋性家庭背景(父母的户口状态) 、年龄和长相。

　　当前中国社会中，配偶在上述六项维度上的特征均会对人们的择偶偏好产生显著影响，但不同维度特征的重要性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采用陈述性偏好调查实验法来收集当前中国民众择偶偏好数据，通过构造假定的情景让受访者做出评估与选择，从而直接了解人们的主观偏好。

　　对于每位受访者，研究随机生成三份个人情况介绍，形成“虚拟人物”甲、乙、丙三人在婚姻市场中的简历，每份个人简历是虚拟人物在年龄、收入、家庭背景、房产、教育和长相这六个维度上的属性特征的随机组合，要求各个受访者对三个虚拟人物作为结婚对象的“理想”程度分别进行评估打分（1-7分）。

　　研究利用“生育与养育意愿与行为调查”项目开展实验，经过数据清理，样本总数为来自6185位受访者的共计18555次选择。研究采用离散选择模型中的条件 Logit模型进行估计。

　　研究分析发现，人们的择偶偏好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相对而言，男性比女性更加看重配偶的长相，而女性比男性更加看重对方的收入、家庭背景、房产和教育等社会经济地位特征。这种性别差异模式符合进化心理学所看重的男女两性在择偶时的生物学本能，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两性择偶偏好的社会经济建构。

　　作者指出，总体而言，在当今中国社会，男女差异性的择偶偏好表明人们对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仍然存在一定的认同。由此可见，虽然社会变迁带来了多样化的婚育实践，婚姻的性别化差异期待仍然是深刻而长远的。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关于女性择偶中年龄偏好的结果挑战了社会的刻板印象。研究显示，考察年龄维度的真实择偶偏好发现，当年龄不再与社会经济地位挂钩时，女性并没有表现出对较大年龄配偶的偏好。此外，相较于收入、教育、房产等其他维度而言，配偶年龄对女性择偶偏好的影响效应最小BOB半岛。

　　作者认为，这揭示出意愿与行为间的背离，也表明基于实际婚配行为推测择偶偏好可能存在偏误。虽然社会舆论常渲染女性倾向于选择年长的男性，女性年龄“向上婚”也呈现上升趋势，但这一趋势背后反映的是年长男性占优势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征。

　　研究发现，整体上看，人们普遍会选择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属性的人作为理想配偶。

　　同时，外貌特征在择偶时属于稀缺产品，从偏好和效用的角度来说，人们在择偶时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这意味着，在结构性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外貌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交换婚姻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研究中，作者以虚拟人物年收入绝对数为基准，以万元为单位，对其他非货币属性择偶维度的支付意愿进行标准化计算。

　　具体来讲，男性对于比本人年长一岁的配偶年龄的支付意愿是-1.635万元，女性则是-1万元。换言之，男女两性均认为结婚对象比自己年长会给自己带来负效用，需要结婚对象相应地在收入上进行弥补。

　　相比父母户口在农村，配偶的父母户口在城市对女性来说相当于配偶年收入增加7.26万元，但对男性来说，配偶的父母户口在城市或农村的影响并不显著。

　　配偶若拥有房产，对男女两性均具有较高的正向效用，相当于配偶年收入增加16万左右。

　　对于男性来说，配偶的本科学历相当于女性年收入增加10.24万元，但男性对女方研究生学历的意愿支付价格与高中学历没有显著区别。对于女性群体来说，研究发现当配偶的教育水平提高时，支付意愿也随之递增，配偶拥有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分别相当于其年收入增加8.52万和10.36万。

　　对于长相条件，一方面，男女两性均表现出较高的支付意愿，但男性对外貌的支付意愿大大高于女性；另一方面，当从“一般长相”下降到“有点丑”时，男性和女性均表现出了极高的负向支付意愿，而从“一般长相”上升到“比较漂亮/帅”时，意愿支付价格的变化幅度则相对较小，这表明较差的外貌给人们带来的负面效用显著高于较好的外貌带来的正面效用。

　　研究还分别考察了男性、女性的择偶偏好是否存在阶层差异，社会阶层以户口和教育程度来区分。

　　从户口特征考察BOB半岛，研究发现，与农村男性相比，城市男性会更加偏好与父母户口在城市的女性结婚；而城市女性和农村女性均偏好那些父母户口在城市的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BOB半岛，对于城市男性来说，除了看重女方父母户口在城市外，也显著地重视女方拥有房产这项条件。作者分析，在当今房价高企的现实背景下，房产的获得通常需要父辈的支持，因此，相较于农村男性，城市男性会对女方先赋性家庭背景条件有更高的要求。

　　从教育特征考察，研究发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和女性均偏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配偶。除此之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对于女方的家庭背景、房产等其他社会经济特征的偏好也显著更高。

　　但是，低教育程度女性没有像高教育程度女性那样一致表现出对高教育程度男性的偏好。作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教育程度背后不仅是经济收入上的差异，更蕴含着文化观念、价值品味、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作者指出，研究结果突出了高阶层男性（城市男性、高教育男性）对高阶层女性的偏好，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择偶梯度偏好理论，即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经济地位低于自身的女性。

　　对此，作者分析到，在高度竞争的现代社会中，高阶层男性主观上同样偏好寻找高阶层女性来增加自身的收益。

　　作者指出，总的来讲，择偶偏好上的阶层异质性意味着未来同型婚配在高社会阶层男女两性群体中会进一步扩大，占据主流；而社会阶层较低的女性可能需要在对高阶层男性的偏好与实际面临的结构性约束间做出权衡；此外，部分底层男性的自身条件令其在女性择偶中处于劣势，不婚率可能会进一步提高。由此可见，婚姻本身将越来越具有一种社会阶层地位属性。

　　作者表示，希望这项研究可以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社会学和人口学学者关注择偶偏好这一议题；期待学界可以进一步利用创新测量方法，关注择偶偏好变迁及其在中国情境中的检验。